吴大辉 王洋丨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基于认知相符理论的解析

摘要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预测中的认知相符，呈现出全面性的特征，并导致对苏联解体预测的集体失败。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对经济放缓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在军事方面，美国战略界忽视了苏联军政关系的恶化，高估了苏共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在外交方面，美国战略界低估了东欧剧变对苏联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战略界忽略了“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这一重要事实。

作者简介：吴大辉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王洋系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2期；摘自《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秩序重构中俄罗斯转型的作用与影响”（12JJD81002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尝试使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认知相符理论，解析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的误判。杰维斯是认知学派国际政治理论的领衔学者。“错误知觉”是杰维斯引入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作出了误判，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导致的结果与决策者的原本意愿不相符。杰维斯认为，导致错误知觉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在认识过程中的呈现。所谓“认知相符”，是指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接收信息时，总是下意识地使新获得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如果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

经济增速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对于苏联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失误，是美国战略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美国的苏联学领域经济学家们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现象，包括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军费在国民经济中的畸形地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经济后果，以及1980年后的货币性不均衡，这些现象构成了“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预测中的集体错误，归根结底是基于历史类比的认知相符。本文认为，可以从研究者使用的预测方法、数据来源，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中探寻原因。

（一）忽视苏联的特殊性加剧认知相符

美国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制度的特殊性认识不足。纵观西方经济史，自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经济增速均呈现周期性波动，这一现象得到现实的反复印证，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共识和基本信条。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和指令式经济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占据着两个极端。由于美国经济学家将西方市场经济增长规律应用于苏联经济增速预测，保留了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强烈信念，而未能注意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性。这种信念让他们在预测模型使用和数据诠释中，有意无意地对苏联经济增速进行高估，并选择性地忽视20世纪70年代的预测失败，在80年代继续一路狂飙。可以说，对研究对象（苏联经济体制）的认识不足，是经济增速预测失败的重要原因。延伸来看，研究者的预测和判断均以历史经验和常识为基础，而历史经验和常识源于研究者的过往经历和所见所闻。加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苏联是一种崭新的存在，亦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既有知识边界之外的全新领域，这也增加了预测难度。

（二）长期存在的高估倾向加剧认知相符

当两个国家处于持续且激烈的对抗时，高估对手而加紧防备带来的额外代价，远比因轻视对手而惨遭失败要低得多。因此，在美国，当时存在着大众对苏联经济高增长的预期，美国战略界对苏联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在此问题上形成认知相符。当时美国民众、学者及政府官员都倾向于相信苏联前途光明，坚不可摧。只有极少数美国的苏联学界经济学家，在苏联解体前夕清醒地指出了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苏联的资源可能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工业界的经理人缺乏运作市场所必需的知识、长期的国家命令限制了工厂对市场作出快速反应的生产能力。但多数美国的苏联研究者在苏联解体前仍然认为其经济形势远未达到导致国家解体的境地。处于这样的舆论氛围和情感倾向之下，如果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前景作出悲观判断，其个人要承担舆论压力甚至利益风险，还有可能被指责因为低估竞争对手而误导政策的重大风险。因此，无论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还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考量，对苏联经济增速作乐观判断，都是合乎时宜、符合“战略清醒”原则的明智选择。

（三）苏联的数据虚高加剧认知相符

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经济数据预测的第一步，是获取并处理数据源。对于处在冷战状态下的美苏两国而言，获取对方经济数据的唯一可靠渠道，便是彼此发布的官方数据，然而，美苏两国在经济统计指标、价格计量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这给双方学者造成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一旦数据源本身的质量存疑，即使数据经过纠偏和格式化，也无法产生可靠的预测结果。英国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苏联数据的评价是：总是低估通货膨胀因素，而夸大增长水平。对于统计数据虚高的情况，苏联国内的学者和官员也是承认的。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

军政关系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的军事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苏缓和的大氛围下，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裁撤，并逐年缩减军费和军备生产，使资源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面对大规模的裁军计划、军费缩减以及声誉损失，苏联军队的利益受到了从上至下的严重损害。美国战略界对此非常敏感，密切关注军队高层人员的动向和表态，预测苏联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考量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队是否会在大规模裁撤之后发动军事政变的判断，本质上探讨的是苏联的军政关系、决策机制，以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军队的掌控能力。总体而言，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作出了正面评价，认为苏联军队实现了政治中立化，服从于文官统治，并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换言之，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牢牢掌控着苏联军事决策权，其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毋庸置疑，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状况的误判，在于高估了戈氏领导的苏共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低估了苏联军方人员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存在严重的认知相符，充分相信苏联军队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令行禁止的统一整体，是苏联政权最后的守护者。这种认知相符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苏联宪法关于苏军行动范围的限制、苏联军人不针对平民的信念、戈尔巴乔夫与军队关系的破裂等政治规制与现实，缺乏足够系统的了解。因此，他们始终将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视作拱卫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本。

美国战略界对

东欧剧变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苏联的解体，首先源于其帝国外部的叛离。因为东欧国家的政治进程是对苏联模式的彻底否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苏联造成极大挫伤。在实践层面，东欧的改革浪潮向苏联回流，加速了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东欧国家的和平分离，则鼓舞了苏联国内的分离主义。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均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东欧剧变是苏联解体的前哨战。

作为与苏联缠斗了数十年的对手，美国对苏联在东欧的战略布局和考量了如指掌，能够感知东欧之于苏联的战略地位下降、维系成本攀升，因此同苏联高层一样，将东欧视作“包袱”和“火药桶”，认为东欧的和平剧变对苏联而言不失为一种可喜的解脱。这是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外交最严重的认知相符。这种认知相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在进行精明的收益-成本分析时，忽视了东欧政治剧变的外溢效应，尤其是东欧政治进程与苏联国内改革之间的“影响循环流”（circular flow of influence），以及东欧成功脱离苏东集团对苏联国内民族分离主义的鼓舞作用，未能预见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和分离主义将被催化加速，最终也未能成功预测苏联因此解体的可能性。

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判断中的认知相符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忽视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这使美国战略界无法理解苏联在东欧剧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反应。对于戈尔巴乔夫拱手让出东欧的行为，评价呈明显的两极分化。但无论戈尔巴乔夫在东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是出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抑或“对自身声誉的渴求”，东欧剧变都是苏联解体的第一声丧钟，由戈尔巴乔夫本人敲响。其二，选择性漠视东欧剧变的影响力。仅仅专注于东欧剧变后的“民主化”“市场化”和“西化”，就已经完全契合美国的利益与期待，这让美国忽视了苏东关系破裂对苏联政体安全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陷入将有大批国家加入“第四波民主浪潮”的盲目乐观之中。东欧演化方向符合理论期待所导致的盲目乐观，是美国战略界在东欧问题上产生认知相符的重要原因。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

意识形态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意识形态这一隐蔽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反思苏联解体原因时容易被忽视。当国家尚存之时，要准确识别意识形态的崩坏程度及其对国家肌理造成的腐蚀，更是难上加难。另外，苏联末期百病丛生，经济、民生、民族、军事等显性问题不断浮现，美国战略界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此，这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隐蔽性。

回看美国战略界的苏联研究，经济和民族问题始终是关注焦点。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作为政治改革目标之初，苏联的报纸杂志开始公开批评政府，诸多政治家公开宣布退党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却始终没有注意到这场毅然决然的政治倒戈背后，蕴藏着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向，也未曾意识到对于苏联这样一个依靠意识形态立命的帝国，意识形态的崩溃有何致命影响。

苏联突然活跃的政论氛围的确引起了部分美国人的注意。然而，由于价值体系的不同，观察人士无法将“言论自由”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反而以赞赏的眼光看待苏联的这一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并非全然没有注意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新动向，但由于这一新变化与其信奉的价值观——公开、自由、民主——完全相符，与其所期待的“和平演变”也基本契合，因此忽略了“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这一基本事实，无法准确理解意识形态对于苏联政权安危的极端重要性。如此一来，即使有识之士观察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松动，也难以预见这一问题的灾难性后果。

美国战略界之所以会忽略和误读这一重大现象，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对“软因素”的忽视。意识形态问题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加上苏联时值多事之秋，意识形态的衰落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除此之外，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关注经济、军事等可量化因素，而忽视意识形态等难以量化的“软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其二，美国战略界犯了“由己推人”的错误。美国战略界未能认识到苏联意识形态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苏联的社会状态作出误判，也是因为这种变化符合美国的期待，由此产生认知相符。在苏联解体前夕，意识形态衰退已经有十分明显的迹象，美国战略界看到了这些变化，却不以为意，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管控的放松会给苏联带来灾难性后果。意识形态方面的新举措，对苏联政体而言是一种危险尝试，但美国战略界在对其进行判断时产生了基于本国价值体系的认知相符，认为这是朝着“新闻自由”前进，是增强活力的体现。美国战略界当时尚无法将“言论自由”“取消书报审查”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

结  语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预测中的认知相符，呈现出全面性的特征，并导致对苏联解体预测的集体失败。

在经济方面，苏联经济于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从此之后陷入漫长的停滞。美国经济学家意识到苏联经济增速的放缓，但将其与“苏联经济发展整体向好”的固有认知挂钩，对经济放缓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在军事方面，借用技术情报手段，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事实力有准确和翔实的认知。但对于苏联的军政关系，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与军队的关系，美国战略界却始终缺乏了解。美国战略界忽视了苏联军政关系的恶化，高估了苏共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低估了苏联军队在政治进程中的自主性，认为军队是保卫苏联制度最后的守护者。

在外交方面，美国战略界低估了东欧剧变对苏联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将东欧视为苏联的“包袱”，认为东欧剧变事实上帮苏联减轻了负担，是为苏联帝国减负。然而，东欧剧变在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弥漫于苏东阵营的改革氛围加速了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同时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国内的分离主义。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战略界忽略了“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这一重要事实。意识形态问题本身不易被察觉，苏联末期经济、政治、社会的种种剧变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力，在这些显性议题面前，意识形态因素过于隐蔽而被忽略。即使有人注意到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但也相信这种变化是苏联政府掌控下的变化，意在增加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活力，因为这与西方国家通过“公开”“自由”“民主”保持政治价值活力的做法基本相符，因此无法准确理解意识形态对于苏联政权安危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预测中出现了全面的认知相符，这导致对苏联解体预测的集体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基于固有思维的研究方法催生认知相符。苏联学界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抽象性而忽略单元主体特性，过于强调科学性而忽略苏联领导人的个人角色。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体系研究，认为国家个性将服从于体系结构。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的误判，就是出自对国家特性的忽略。如果美国战略界的研究者们将镜头拉近，从体系结构的宏观视角转向国家具体的独立单元，便会注意到苏联宪法对军队行动范围的约束、苏联军队的荣誉观，以及戈氏与军队的龃龉，从而对军队维护苏联政权的意志与能力持谨慎态度，对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多一份想象。如果对俄国路标转换陡然性规律有所认识，美国战略界在面对苏联解体时也许不会如此错愕困惑。

其二，苏美互动中的国家信号与传递不畅催生认知相符。苏联政治过程的黑箱特质极大地压缩了外界对于苏联的可观测空间，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而且时常有意误导，统计数据的失实给美国战略界评估苏联真实状况设置了很大的障碍。这导致对苏联“宁可高估、不可低估”成为美国战略界普遍持有的心理，因高估对手而加紧防备带来的额外代价，远比因轻视对手而惨遭覆灭要低得多。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尽管苏联疲态尽显，美国仍然把它视为最具实力的对手，无法客观准确地评估其实际状况。加之苏联演化方向符合美国战略界的期待，这一事实也强化了美国的乐观态度。

其三，在美国的苏联学界，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缺失催生了认知相符。当冷战时期的两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追求理论的科学性时，意识形态这一“不那么科学的”“软因素”被彻底忽略了，而意识形态崩溃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定为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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